岁末年初，三聚氰胺毒奶粉重又搅动人心。在查实全国多家食品企业使用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原料，造成多起三聚氰胺超标案件之后，一场为期10天的全国乳制品检查整顿拉开序幕。本轮事态的重灾区宁夏已紧急查处两家问题企业，查明近165吨问题乳粉销往内蒙古、福建、广东等地，目前已召回或异地封存70多吨。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高调派出8个督查组，督促各地严厉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尤其是要查清案件背后有无失职、渎职的违法行为。

    这些条件反射式的行政作为，公众不会陌生。2008年，由前乳业巨头三鹿引爆的三聚氰胺毒奶危机，正是在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暴之后迅速平息。不过，所谓平息，只是指向舆论汹涌和社会聚焦的程度，其深层次的食品安全困局则并未随之改善。如今看来，前因后果合并旧恨新仇，足以证实此中关系链条、事态格局，甚至应对方式，都未能根本逆转。代价惨重的社会创伤，既没有升华商人的道德，也没有震慑基层的行政溃败，重蹈覆辙莫过于此。

    有事发地官员称，三聚氰胺有毒奶粉卷土重来，证明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在三鹿事件之后获得了提升。勇哉斯言。在与公众意志绝缘的评价体系里，这样的自我认知称得上自信顽强。但事态的真正逻辑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

    举其要点，行政监管对市场的高度失明与失控，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事实上，即便是在事发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除了奶企尚未出库的问题奶粉当场被查封之外，那些已经进入流通领域的问题奶粉，是否得到了及时清剿和控制，谁也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广州从化用问题奶粉加工面包，也是在食品公司自行送检之后，有关部门才发现了问题。所谓靠前监管，只能是一种想象。可见，市场的微观运作，完全有足够的空间规避行政监管。政府文件雷厉风行，违法企业暗渡陈仓，两套系统并行不悖，才有问题奶粉换了包装、换了品种重新横空出世的“壮举”。

    若要问，行政监管何以对市场失明，除了权力腐败和地方保护之外，多头监管直接造就了行政方式的低效无能。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政府迅速通过了《食品安全法》，但这种多头监管的体制仍然保留。这种监管体制涉及工商、质检、卫生、药监、商务等近10个部门，各执法部门又交叉管理、分段执法、重复执法。有人将其比喻成一把锁，要有10个人同时持有钥匙才可以开门。反过来，如果公众要投诉食品安全问题，要同时向10个人投诉才会获得解决的可能。这种情形在广州得到了验证。当记者致电相关部门了解使用问题奶粉由哪个部门来查处时，竟然没有一个部门能给出准确清晰的答案。以此观之，这怎能称得上是为食品安全而设计的监管体系呢？

    此次三聚氰胺毒奶再发作，还有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不到位的背景。新《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由卫生行政部门取代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这使监管部门的职责调整和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交织在一起。许多地方迄今都未能明确食品安全的行政执法主体，或者各地各行一套，使食品安全的联网监管在当下成为空白。而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督、卫生各部门之间，其行政执法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又如何界定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的范围，这些都是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当务之急。

    借助三聚氰胺既有的传播力和杀伤力，问题奶粉重出江湖再次受到放大关注。但它并不会使公众对日常食品的安全感有所提升。一个食品安全事件的传播秘诀在于，只要消费者没有当场中毒倒地身亡，或形成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群落，食品安全可见可追索的责任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场景里，生产者可以不负责任，商家可以不负责任，监管者同样可以不负责任，但我们知道，这几乎就是自欺欺人。当不安全的食品在体内日积月累，总有一天，时间会清算所有曾经的不负责任，只是那时身体成了唯一的被告，因为凶手已经不在现场。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