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草遭受国际“脏烟灰缸”奖

    如果说经济之瘾依然是全球都面临的问题，那么随着此次南非会议的闭幕，中国独有的体制问题，将再无遮挡地被推到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烟草业100%国有专卖体制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中国，政企不分的烟草专卖体制却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体——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只不过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三年前当中国签署框架公约时，我是多么意外，”帕翠莎·兰伯特说。数年前，她曾作为南非参与框架公约谈判团团长参与了整个谈判，“中国的政府和烟草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这个公约要将桌子切开。”果然，切开桌子并不那么容易。

    在2003年签署框架公约之后，中国成立了八个部委组成的履约协调小组，烟草局也赫然其中。牵头单位则是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发改委（今年实行大部制改革后，烟草专卖局改由工信部管理）。

    体制不清的结果，在此次南非会议上得到充分体现，并带来了强大的国际压力。

    11月19日，在讨论关于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作修改地通过，但中国代表团发言说使用腐烂的肺等图片警示很困难，理由是：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中国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

    发言的人士正是来自中国烟草专卖局。“我国烟草业的利税特别是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只占总量一成左右的高档卷烟，”早在此前中国烟草专卖局组织编写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中，可以看到烟草业对于履行公约采用有效警示语的担心，“目前我国高档卷烟的消费中以礼品形式的转移消费占了很大份额，由于包装的巨大改变，将可能导致我国的高档卷烟从礼品形式转移消费领域快速减少或退出，还可能导致高档卷烟的价格回落”。

    正因为对于改变包装的担心，烟草专卖局与质检总局此前数月联合发布了烟草包装的中国标准，规定仅需采用文字警语，面积只需达到30%——这是框架公约规定的最低要求，“中文字体高度不得小于2.0mm”——六号字的标准。

    当晚，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中国是首次获奖。每次框架公约会议召开期间，NGO们将根据各国代表团的表现集体评选出当天的“兰花奖”与“脏烟灰缸奖”，以赞扬或谴责获奖者。

中国控烟的体制之惑

    国际压力让烟草局的人士再也未能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在随后一个对中国来说更为严峻的议题——禁止烟草业干预政府的讨论中，中国与日本（政府控制着烟草业的50%）在会议上“遭遇围攻”。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出人意料地”同意了这一准则。

    为了条款能适用于中国，框架公约的有关实施准则列举了种种限制烟草业干预政府的行为：如政府不能给予烟草业任何优惠政策，限制相关官员与烟草工业的交往，禁止政府与烟草企业合作，还特别加上“以上所有都适用于国有企业”。

    有趣的是，随着这一准则的通过，下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国也许将面临由谁参加谈判的尴尬。

    按照实施准则，中国不仅应保证国有烟草公司的代表不能成为代表团的任何一部分成员，还必须保证不允许“受雇于烟草业或任何促进烟草业利益的实体的任何成员”参加代表团，或者参与制定烟草控制政策。

    但这和现行的烟草管理体系直接产生矛盾，中国的履约协调小组的牵头人是工信部，而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工信部党组成员，工信部的职责之一是“拟定卷烟生产计划”。

    “让生产烟草的人来控烟，不是让左手打右手吗？”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说。这正是中国烟草控制的体制之惑。

得不偿失的烟草消费文化

    中国独特的消费文化也造成了控烟难。

    婚宴、庆典、逢年过节礼尚往来，卷烟不仅是中国人的仪式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更是身份与地位最直接的区别方式：

    在大多数国家，各个品牌各个档次之间的卷烟价格差别并不很大，美国人将其称为“最平等的商品”。但在中国，烟草的价格差别却如天壤，最便宜的每包售价不过一两元，最昂贵的每包数百元甚至上千。

    买的不抽，抽的不买，是高价烟消费中公开的秘密——这是国人用来送礼或者公款消费的最常见的东西，有的品牌甚至曾经露骨地大做广告“××烟，厅局级的享受”。

    这一切社会信息，都在刺激着烟草消费。

    随着烟草财富的迅速膨胀，中国人却成为世界上最不知道烟草危害的人群之一。

    一项对全球15个国家的吸烟者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社会不赞成吸烟，为全球最低。对于“淡烟”的危害，中国有60%的人认为更少伤害，为全球最高。

    整个社会意识如此淡漠，公众的健康日侵月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副主任李玲所做的“中国吸烟成本的估算”的研究显示，以2005年的数据来计算，吸烟导致疾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为2275.48亿至2870.71亿元之间。而2005年烟草工商税收合计约为2000多亿元，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已经抵消了烟草利税收益。

    也有其他一些国家的相关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尽管从1950年代开始，这类研究在利益各方中存在争议，但一个国际公认的逻辑是，全社会已因吸烟带来的公众健康受损而付出了更多卫生成本。

    比卫生成本更大的代价是生命。

    1999年，前世卫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访华时曾断言，烟草将会杀死29岁以下的3亿中国人中的1亿，其中5000万将死于中年。

    “在人的健康与生命面前，如果连烟盒警语都无法改变，将是我们的耻辱，将是中国的不幸。”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说。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