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上帝,人们将任意为之。
——俄国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完成名著《罪与罚》之后,对二十世纪的由衷进言。
序
为了不可忘却的罪赎
为了采访的方便,我们决定驾车前往安徽阜阳。
两千多公里路程,40多小时的奔波,当抬头望见阜阳城时,已是9月19日的下午。古人有“近乡情更怯”的感触,眼下我们的体会却是“近城胆更怯”。
自阜阳奶粉事件爆发以来,杂志社就一直在深刻的反省,在自责——在事件发生之前,作为“担当行业道义”的行业媒体,我们是否疏忽了什么?忘却了什么?我们又能够对已发生的罪恶做些什么?
因此,早在今年初,杂志社就决定组织一次对阜阳因经销劣质奶粉而被捕入狱的经销商的采访。我们决定走进那些经销劣质奶粉经销商的生活,体验他们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内心在经历一场怎样的煎熬,我们渴望着能够与他们一起警醒,一起悔过,从而找回我们不应缺失的对于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的眷顾。
这是一个沉重的课题,沉重得让人渴望逃避。
为了有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在阜阳城边稍做休息后,决定不急于找旅馆,立即赶到三里湾批发市场。因为根据已有的报道,截至2004年12月,阜阳市公诉机关已审查起诉的此类案件共有21件35人,在已审结的15件案件中,除两名被告人因情节轻微,被依法宣告免予刑事处罚外,其他20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最长的为8年,最短的为6个月,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8人,4年以下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的12人。而这些被判刑的人中,经销商刘云(系化名),是整个奶粉事件中涉嫌赔偿金额最高、判刑最重的人,他原先的商铺就在三里湾批发市场。虽然对于能否采访到知情者我们是一点也没有把握,但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背负的责任迫使我们无法“任意为之”。
三个人的过去与现在
时令已经是深秋的阜阳,天气依然变化无常,记者赶往的时候,正赶上一场瓢泼大雨,三里湾批发市场里面拥挤异常,推小车的妇女,蹬三轮的车夫,撑伞的行人在泥泞的路上穿来往去。
找到刘云的铺面,正巧碰见刘云的妻子,谁料到,说明来意后,刘云的妻子只丢下一句话就再也不愿答理我们了。“作为经销商我们真的不知道产品是否合格,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判刑,入狱了,刘云他……”
望着刘云妻子暗暗抽泣的背影,我们不忍再问下去。在日后的几天里我们又几次前来拜访,渐渐的和这位整日以泪洗面的妇女交上了朋友,也了解到了其丈夫刘云的情况。下面是根据刘云妻子的介绍整理的文字:
■刘云妻子自述
我和刘云一起做生意已经十几年,和别的经销商没什么两样。夫妻两个每天早上8点开业,下午6点才打烊,从来没有周末,没日没夜地打拼,甚至孩子都经常抱怨我们从来没有到学校接过他们。从夫妻店逐渐发展到了去年3月份时的规模,已经成为整个三里湾市场上最大的奶粉经销商,口碑一直很好,也顺利地成为了两个奶粉知名品牌的阜阳地区总代理。在众人的眼里,我们夫妇是一对正直的人,做生意规规矩矩,信奉“违法的事情咱不做,违心的话咱不说”的原则。
刘云出事前,我们一直与父母同住,双亲已年届七十,身子骨都挺硬朗。我们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在部队当兵,女儿读高中,女儿学习成绩很好,虽然日常的生意又忙又累,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我们觉得有奔头。
无知卖上“毒奶粉”
比起当时在三里湾做奶粉批发的经营户来说,我们的奶粉生意做得最好,而且经营的牌子也是最响的。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我们发现代理的名牌产品的利润空间逐渐走低。 2003年底,我们到郑州市华中食品城批发市场进货,接触到某奶粉品牌的产品,而且批发商还专门冲泡了一杯给我们品尝,我们觉得口感还可以,而且该奶粉品牌三证齐全,就决定先批发一些回去看看效果。然而正是这一批也是唯一一批,让我丈夫栽了进去。
在把奶粉拿回来后,我们以每件80-100元的价格,向阜阳周边县、市及乡镇批零销售200余件。2003年4、5月份,一名乡镇批发商从我们点购进该品牌奶粉100余盒,在其经营的超市销售。
2004年春节前夕,在当地工商局的质量检查中,我们代理的几个奶粉品牌产品被查不合格,当场被没收了剩余的奶粉,并被罚款三万元,我们确实不知道那是不合格的奶粉啊,心想,今后坚决不做奶粉生意就是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随着2004年4月份奶粉事件越来越严重。一名女婴因食用刘云原先分销出去的产品60余盒,造成营养不良综合症而死亡,进而丈夫被定了罪,被判7年。
劫后的刘家
丈夫被抓坐牢后,我们家庭几乎陷入绝境:年届七十的老公公因为受不了儿子被捕入狱的打击而一病不起。今年春节,别的家庭欢欢喜喜,我们家冷冷清清,老公公整日饭吃不进,觉睡不着,替儿子后悔啊,心疼啊,感到亏啊,就这样没过完春节,就一句话没留的去世了;
我那儿子,他爸爸出事时,他还在部队当兵,爸爸入狱后,儿子复员回家,别人家的孩子复员回家都张罗着找份好工作,我哪有脸面托人找关系啊,孩子也不愿意在外露面。于是,就到我的铺子来帮把手。其实我的铺子也用不着他帮,没办法啊;
再说我那女儿,以前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爸爸出事后,成绩直线下降,不过今年也总算考上了一所大学。可孩子脸皮薄啊,自从她爸爸出事,她就很少说话了,考上大学后也死活不愿意报到去……
被关在监狱里的刘云坚决不同意我再做生意了,担心说不定哪天又出事。但是我是没办法,不做点生意日子怎么过啊,一家人要吃饭啊。
等待7年尽快过去
今年春节我还是把批发店又开起来了,由于以前客情维护好,所以很多老主顾并没有因为刘云出事而不来光顾我们的生意。两个孩子现在都在陪着我支撑店里的生意,等待着7年尽快过去,好全家团圆。
我现在总是幻想一个理想的场景:每天早点回家做饭,然后等丈夫孩子回来,一家几口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
■高成:我们家就没出过坐牢的
采访到刘云的妻子后,令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人为何在梦想破灭之后,才会想到最朴实的生活?
第二天,我们一方面继续去批发市场,从经销商处收集信息,一方面试图通过当地街道办事处、市场管委会、阜阳市工商局了解相关信息,然而收效甚微。
可不可以尝试从其他与此次事件有关联的人员处下手呢?比如公安机关、法院、律师,他们对整个案件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判断,其手上也能掌握我们所需要的有关此案涉及者的信息。
确定了这一思路后,我们立即展开行动,在收集、查看资料的过程中,一条特殊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2004年底,一个普通的农村汉子高政被评选为“2004年度10大法制人物”,就因为他第一个向媒体和有关部门举报劣质婴儿奶粉,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劣质奶粉和“大头娃娃”的关注,高政也被喻为“阜阳劣质奶粉揭黑第一人”。再经过无数次的查阅后,终于在一篇报道里找到了为高政代理此次案件的律师。他就是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的孔维钊律师,他同时也是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我们随即与孔维钊律师取得了联系,得知他在离阜阳120公里外的淮南市。当时是9月20日下午4时许,时间紧迫,记者立即驱车前往淮南,见到孔维钊时已经是下午6点。果然,孔律师手上有很多关于高政控告一案的关键性资料。而在9月21日下午,记者又经过多方打听之后见到了在高政控告一案中被告人高成(系化名)的代理律师——阜阳天宽律师事务所律师鞠超。从他那里,我们得到了一个最让我们兴奋的消息:高成在这一案件中被判了6个月,今年1月已期满出狱!
9月22日上午9时许,我们驱车来到距离阜阳30多公里的太和县,高成的家就在这里。高成的家是一个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房间里显得很凌乱,见到记者时,高成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腼腆的笑容,“现在她(高成的老婆)还在监狱里面,我也没有什么心情收拾。”
一样勤俭的起点
1990年,刚刚20出头的高成和老婆刘美(系化名)结婚后,从乡下来到了太和县。
由于高成夫妻俩都没有读过书,因此在县上很难找到工作,为了生计,夫妻俩开始以拉板车为生,做点小食品生意。一天下来,他们的营业额在100元左右。为了节约开销,每天加上吃饭,他们只能定量用两三元钱。
1998年,夫妻俩终于在太和县的天鹏街上有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铺子,夫妻俩兴奋了两天都没有睡着觉。2002年,他们将铺子搬到了益民路,铺面也扩大到了80平方米,在当地的食品经销商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这时,高成夫妻俩开始由小食品转向代理一些大品牌产品,产品涉及方便面、火腿肠、豆奶粉,营业额平均每天都在1000元左右。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三件高额利润的“伊鹿”
2003年9月,一种标示着制造商为“内蒙古永欣乳液有限责任公司”,名叫“伊鹿”牌的婴幼儿奶粉开始在阜阳及其周边市场铺货。当时,该厂家在市场上的铺货力度大,不仅派出数十名业务员深入一线市场,还给总经销配置了运输专用的小车。在高成的眼中,这个厂家无疑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于是高成通过蚌埠的另一经销商马大(系化名),以138元/件的价格购进了5件“伊鹿”牌婴幼儿奶粉,随后高成以每件185元-204元的价格分别销售给太和县三堂镇经销商张某2件,路某、刘某各1件。
以前,高成也曾代理过某名牌奶粉,该奶粉的利润为5元/件,然而这种“伊鹿”奶粉的利润却在50元/件,利润翻了10倍,由于上线马大手中有该产品的奶粉检验报告、卫生许可证、企业营业执照等复印件,高成也就没有什么戒心。
牢狱之灾
2003年10月,高成接到三堂镇的下线电话,称有人来店里买奶粉并索要发票。没过多久,太和县12315派出专人对高成的这批货进行了检查,查出属于不合格产品,工商局依法没收了这批货物,并罚款2600元,这时,高成的这批货已销出三件,总共925元。在工商部门检查期间,高成断断续续地知道,有一个名叫高政的青年,其小孩子因吃了“伊鹿”奶粉发烧住院,因此他被投诉到了消协和媒体。
2004年3月,在阜阳媒体的牵头下,全国媒体迅速展开了对阜阳劣质奶粉和大头娃娃事件的报道,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了对此事的专项调查。5月20日,高成夫妇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7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题为《国务院调查组离开之后》的文章中有一段话提到,“调查组走后两个多月,劣质奶粉经销商仍未到案”,此报道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月13日,高成夫妇被当地公安机关正式拘留。最终,高成被判入狱6个月,刘美被判处1年零六个月。
抹不去的阴影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高成一直试图显得很平静,惟一感到遗憾的是轻信了企业的所谓实力,忽视了产品质量问题。
但当记者问及此事对自己和家庭的影响时,他突然背过脸去,沉寂了一会儿,欲言又止,最后站起身径直走出门外。五分钟后,当高成再次坐在记者的面前,记者发现他的眼角是湿润的。显然,他是不愿让记者看到一个男人落泪的样子。
稳定了一下情绪后,他说:“我现在根本不能去回想这件事情,就算有时候在路上开车,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只能把车停下来,根本无法集中精神。”顿了一顿,他又接着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她(指刘美)2006年1月13号就能出来了,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等着她出来。我们以后可能还是会做生意,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其实,钱没有了无所谓,大不了我们夫妻俩从头再来,可是难就难在我们始终无法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我和妻子的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我父亲对我说,‘我们祖辈上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坐牢的,’我对不起他们呀!”
■马玲:用悲伤武装坚强
9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了马玲所在的青年路批发市场的铺面。马玲坐在一个办公桌后,一脸严肃地听着我们讲述来意,“我觉得奶粉事件是个好事情,它至少能提醒我们经销商在以后的日子里提高警惕,学会保护自己。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其他的东西,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正在这时,一个经销商开车前来取货,马玲刚才还满是低落的脸上瞬间挂上了职业化的笑容。她立马站起身,走到门外顺手扛起一个看上去不轻的纸箱子,帮着司机装到了小货车上,这样一共往返了几次,才将地上的货物搬完。在这一过程中,记者始终静静地在一旁看着,一时想不到如何将采访继续下去。
当马玲忙完回到铺子时,记者发现她脸上的汗水还没顾上擦,出于女人对女人的体贴,我们说了一句:“你一个人撑着这样一个店铺,应该很不容易吧?”马玲很意外地愣了一下,泪水充满了眼眶。她顺手拿了一块毛巾,边擦汗边看着丝毫没有去意的我们。
半年奶粉买卖
2002年,马玲和丈夫拥有了现在这个铺面,起初只是做一些小食品。2003年,他们打算做一款奶粉产品,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一款名为“阳光贝贝”的奶粉来试做。哪知道代理还没有半年,奶粉事件就爆发了,马玲夫妇代理的产品上了黑名单,一家人很快被卷入了旋涡之中。2004年4月21日,马玲的丈夫被当地派出所传去问话,马玲再次见到丈夫是在去年12月10日法院开庭上,此后马玲的丈夫被判入狱三年。
为了丈夫的官司,马玲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打理店铺的生意,很多保质期短的食品都已经过期了,有三车货变卖了800元钱,有的被拉去喂了猪,更多的被扔掉了,经济损失很大,然而最让马玲难以接受的是奶粉事件给家庭造成的伤害。夫妇双方的父母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受不了儿子被抓的刺激,公公开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但是只要一听到街上的警笛声或者救护车、灭火车的鸣叫声,立即就会全身战栗、惊恐不已;而婆婆则总是一遍一遍不停地念叨着儿子的名字。家里13岁的儿子,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性格开始变得孤僻起来。今年“五一”节长假,马玲本想带儿子出去转转,但是儿子哪里也不想去,“我怕别的小朋友不会跟我玩。”儿子一直有这样的担心。
奶粉事件比龙卷风厉害
丈夫入狱后,马玲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看过电视了,也拒绝看一切的报纸和听广播。为了给丈夫打官司,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以前夫妻俩共同打拼买的一辆小货车,也不得不卖给了别人。然而,孩子上学还需要学费,两边的老人还需要照顾,家里的日常生活总要维持下去,但钱从哪里来。马玲只能强打精神,从亲戚朋友处借钱,独自一人重新将铺子开了起来。每天从铺子回家以后,马玲还得辅导孩子功课,给儿子洗衣服,然后“就累得什么也不想做了”。今年春节,所有人都在吃着象征团圆的饺子,而马玲却一直挂念着在监狱里不能团圆的丈夫,最后与儿子在超市里买了速冻水饺,过了这个冷冷清清的春节。
按照规定,马玲每个月都会去探监,而每次见面的时候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与丈夫通个电话,她每次都只对丈夫报喜不报忧,“跟他说有什么用?不能让他也跟你着着急呀。”就这样,马玲用悲伤武装起坚强,撑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比奶粉事件更严重的事情,甚至比龙卷风都厉害。龙卷风造成的破坏可以重建,但是在经历过奶粉事件后,人们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轻易相信了,内心深处的阴影是无法抹去的。”马玲对记者说。
在我们起身要告别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们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这时,马玲七十多岁的父亲给她送来了午饭,马玲不安地说:“不是不让你送了吗?大老远的。”老人望了望马玲已经哭肿的双眼,默默地转过身去,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望着马路说,“怎么能不吃午饭呢!”
“上帝”永生
在被采访的三个人的世界里,有令我们为之动容的个人奋斗和亲情。他们的悲惨生活也在昭示着“上帝”的存在,一方面,责任者承受着打击;另一方面,受害者得到了公正。
一个被采访者当被问及对受害儿童做何感想时,他告诉我们,“奶粉再差也要比面粉有营养吧,那些大头娃娃的出现主要是家境贫寒,是综合营养不良。”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真是无言以对。
食品安全是个系统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状况、政府行政执法管理、食品安全教育等方面,难道经销商仅仅就是“受害者”吗?难道我们没有问过、想过“一包奶粉从常识上讲应该具有的成本价格是多少,突破价格底线的产品可能是什么样的产品?”
也许,我们的笔触应该更加犀利,我们的批判应该更加的严厉。
当我们眼前闪现那些受害的儿童呆滞目光时,我们必须问责:
政府、行业、企业、经销商、媒体,你们的职责何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行业连最起码的食品安全问题都保证不了,那么我们还能渴望其他更多的保障吗?
当我们眼前闪现那些受害的儿童呆滞目光时,我们必须赎罪:
我们民以食为天,食品厂商以民为天。天命不可违啊!有谁无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谁就势必受到上苍的惩处!
也许通过此篇文章,本刊很难达到与大家一同赎罪的初衷,我们的心灵也难于寻找到一个安妥之处,但我们努力了,我们与这几位经销商已经踏上了赎罪的路。
我们相信“上帝”是不死的,正如我们相信良知不会泯灭一样!
(岳蕾 梁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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